新文化保姆——蔡元培

 

1917年,對於中國學術界來說,是重要的一年。

那一年的元月9日,蔡元培(1868-1940)正式執掌北京大學。在發表校長就職演說中,他告訴學生要注意三件事情:一曰抱定宗旨、二曰砥礪德行、三曰敬愛師友。[1]

蔡元培祈望「大學學生,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,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」,[2] 要「愛惜光陰,孜孜求學」,不要「平時放蕩冶遊,考試則熟讀講義,不問學問之有無,惟爭分數之多寡;試驗既終,書籍束之高閣,毫不過問,敷衍三四年,潦草塞責,文憑到手,即可藉此活動於社會,豈非……光陰虛度,學問毫無,是自誤也。」,且「將來萬一因生計所迫,出而仕事,擔任講席,則必貽誤學生;置身政界,則必貽誤國家。是誤人也。」。其次,要學會修養道德、尊師愛友,既「為大學學生,地位甚高,肩此重任,責無旁貸,故諸君不惟思所以感已,更必有以勵人。」[3]

至於他在北京大學的辦學主張,則是「對於學說,仿世界各大學通例,循『思想自由』原則,取兼容並包主義,……無論為何種學派,苟其言之成理,持之有故,尚不達自然淘汰之命運者,雖彼此相反,而悉聽其自由發展。[4]

所以,在聘任教學人才時,例如:1917年9月,蔡元培聘請追求〈自由主義〉、[5] 推動「新文化」,[6] 提倡〈文學改良芻議〉,[7] 剛從美國歸來的年青人(時年27歲)胡適(1891-1962)為教授。[8] 但同時,蔡元培也會邀請「頭戴瓜皮小帽,身穿長衫,入民國後仍然腦後拖著一根長辮的滿清遺老」[9] 辜鴻銘(1857-1928),在大學講授英國古典文學。因為「大學者,『囊括大典,網羅眾家』之學府也」。[10]

1937年11月29日,蔡元培輾轉來到香港。[11] 在人生最後的階段,除了繼續實踐他的教育理念外,還結合一批志同道合之士,支持國家的抗日行動。[12] 1940年3月3日,蔡元培「在九龍寓內,失足仆地,竟致傷及內部」,於5日晨九時三刻病逝。(圖右,《大公報》,香港,1940年3月6日,第3版)10日下午二時舉殯,香港各學校及商號均懸半旗誌哀,參加公祭之各學校及社團共約萬餘人。蔡元培靈柩初寄厝東華義莊,[13] 後因日寇侵華轉熾,被迫移葬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。

他,葬於這「天南的孤島」,「垂下搖倦了搖籃的手」。[14] 「五四元老,新文化保姆長眠於此,是香港無上的光榮」。[15]

蔡元培在北京大學發表的就職演說,至今轉瞬已有百載。回念他對學生的期許——抱定宗旨、修德愛人,這何嘗不是目下大學生應具有的求學態度?大學生要懂得「植其基,勤其學」,並「抱定宗旨,為求學而來。入法科者,非為做官;入商科者,非為致富」。因為「苟德之不修,學之不講,同乎流俗,合乎汙世,己且為人輕侮,更何足以感人。」[16]

香港大學中國歷史研究碩士同學會執委 周正偉博士

 

[1] 蔡元培,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〉,高平叔編,《蔡元培全集》第3卷(1917-1920),北京:中華書局,1984年9月,第5-7頁。

[2] 蔡元培,〈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〉,高平叔編,《蔡元培全集》第6卷(1931-1935),第350頁。

[3] 蔡元培,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〉,第5-6頁。

[4] 蔡元培,〈致《公言報》函並答林琴南函〉,高平叔編,《蔡元培全集》第3卷(1917-1920),第271頁。

王世儒編撰,《蔡元培先生年譜》(上),北京:北京大學出版社,1998年5月,第183頁。

[5] 胡適,〈自由主義〉,耿雲志編,《中國近代名家著作選粹:胡適卷》,香港:商務印書館,1997年10月,第215-223頁。

[6] 胡適,〈新文化運動與教育問題〉,李敖編,《胡適選集(一)演說、序言》,臺北縣:李敖出版社,2002年12月,第93-97頁。

[7] 胡適,〈文學改良芻議〉,載於《胡適文集》,北京:人民文學出版社,1998年12月,第17-28頁。

[8] 王世儒編撰,《蔡元培先生年譜》(上),第198頁。

[9] 孔慶茂,《辜鴻銘評傳》,南昌:百花洲文藝出版社,1996年12月,第2頁。

[10] 蔡元培,〈《北京大學月刊》發刊詞〉,高平叔編,《蔡元培全集》第3卷(1917-1920),第211頁。

[11] 王世儒編撰,《蔡元培先生年譜》(下),第899頁。

[12] 王世儒編撰,《蔡元培先生年譜》(下),第903、906、908、910頁。

[13] 西夷,〈去東華義莊——送蔡孑民先生遺櫬安厝〉,《大公報》,香港,1940年3月11日,第6版。

[14] 余光中,〈蔡元培墓前〉,載於《春來半島》,香港:香江出版公司,1985年12月,第25-26頁。

[15] 余光中,〈蔡元培墓前〉,第27頁。

[16] 蔡元培,〈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〉,第5-6頁。